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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金禧念神恩

魏恩德 宣教士

《英文原稿》

初抵台灣,倍感溫馨

恭喜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堂堂邁入五十週年慶。你們作為普世教會的代表,不但在台灣見證上主的榮耀和權能,並宣揚耶穌基督救恩的大能,也邁向全世界!當我接到梅翰生姊妹的邀請,要我分享一些在台灣宣教廿年所見所思,我真是受寵若驚,感到榮幸無比。

記得我是在1964年9月初抵台北,當時正在衛理福音園舉行年議會,而我搭的班機誤點了好幾個小時,但仍有好些人在機場(松山)歡迎我,其中有陳紀彝校長,桑愛蘭(Ellen Studky)及富利亞(Valera Vaught)兩位美國宣教士。雖然我的中文非常差,第二天卻被邀列席年議會,並且榮幸的被介紹給每一個代表,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天方馬明初姊妹(按:方大林師母)堅持用湯匙吃午餐,她高雅的風度,讓當時使用筷子還不順的我,用餐時感到很自在。那一年是由華納會督(Bishop Werner)擔任會督,方大林牧師擔任南區的教區長(按:當時分南北兩教區,北教區長是穆譪仁牧師)。

接下來幾個星期,桑愛蘭牧師邀我到城中教會教英文查經班,富利亞教士請我來協助衛理女中主日晚上的青年團契。那時,城中教會是由桑牧師主導,會友充滿活力,擠滿在日式的房子內崇拜。而衛理女中創校才進入第四年,所以最高的年級是高一,那時每個年級只招兩班而已,所有的英文課程皆由美國宣教士任教。

衛理女中,另類女校

1965年元月,我正式成為衛理女中的教師,教高一兩班及初二一班的英文課。那時在衛理女中任教的,都是一批很年輕又很熱心的女老師。在陳紀彝校長的帶領之下,雖然我們缺乏經驗,只有以熱心來彌補。陳校長花很多時間聆聽我們的想法,也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去把這些點子付諸實現;但她同時也將她在倫理上(教師的品格、紀律)、靈性上(基督信仰)及教育上的準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而她自己也嚴守這些她所深信的原則。

衛理女中給人很強烈的印象就是她很「另類」,那是因為她以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為根基,並且委身於全人的教育,此外還要經過升學考試的篩選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程(即升入高中和大學要先經考試)。

這是一所新的學校,辦學的哲學這麼另類,而家長們竟敢放心,將其女兒的前程交託給這種辦學理念。其實這是基於衛理公會早期在中國大陸興辦女校就有的,也是那些女校的校友們所體驗到的。雖然這些學校已經不存在了,但其哲學仍深植在校友的心靈和腦海中。這些學校是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鋒,並且已產生好些舉國聞名的領導人物,但這種教育的哲學並未在台灣這個新環境中普遍實現。當然衛理女中的基督教教育及活動很明確,但大部份是自願參加的,並且在正式課程之外。

能參與衛理女中的成長,是滿令人振奮的。她有良好的競爭力能與台灣最優秀的中學並駕齊驅,而面臨畢業的學生因著委身基督教的信仰原則,及升學考試成績的優良,使她們能以選擇名校繼續升學。我相信學生們大都能認真地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據以選擇適才適性的大學及科系。看到朝氣蓬勃的學生,以合乎要求的成績興奮喜樂的升入理想中的學校,更貼近了所追求的人生目標,真令人欣慰。

中華衛理,邁向自立

1964年在台灣的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是由一群很有才幹、恩賜,既肯委身又幹練通達的平信徒,以及來自紐約市(New York City)的衛理公會差會宣教士所主導。

這些平信徒當中,主要是自大陸的衛理公會遷到台灣來的會友,其中影響我最深的有陳紀彝、劉我英、施季言及石超庸等弟兄姊妹。這批委身的平信徒領袖,成為推動這個新興教會成長的核心。

大部份經費是原大陸衛理公會各相關機構,將他們所保管的大筆錢滙到紐約市的衛理公會,由衛理公會的差會所控管。那時的牧職人員,是由一群比較年輕、又沒有事奉經驗的傳道人所組成,由美國的會督所領導。而美國來的會督是由美國的會督院差派來的,任期為四年。

中華衛理公會教會非常歡迎我,令我受寵若驚,我所受到的重視,遠遠超過我的學養及經驗所配得的,當安素堂在東吳大學建立之後,我加入了這個教會,並因此而參予了年會的青年事工,尤其是在全島各地所舉行的青年夏令會。

在台廿年的宣教生涯,我經歷台灣教會許多的變遷,或許最大的成就是宣教政策的改變,導致中華民國的衛理公會成為自立的教會。

以往的衛理公會,是由美國教會所主導,她以衛理宗的聯盟(年議會)普及全世界為榮,並且似乎是要把這些聯盟發展成美國教會一般。

幸而,有些宣教領袖,如Eugene Stockwell及Tracy Jones等人,愈來愈感覺到這樣下去不得了,簡直是要將耶穌基督在普世的教會,侷限在我們教會的模式中。其實,我們所事奉的教會,只不過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環境下的產物而已。我們必須讓任何一國家或文化的教會,皆能自由地表達其信仰、分享福音,而不必受制於一個中央機構──即美國衛理公會(衛理宗的團體)所主導。

依我看來,台灣的教會很不幸地在宣教政策新舊交替之中成為犧牲者。美國衛理公會世界傳道部(當時稱為美國衛理公會差會),決定台灣的衛理公會必須自立,而且很快的定案。差會的領導階層催促著這個計劃付諸實現,並且由他們一手主導,讓中國教會的領導階層無置喙餘地。不管是否準備妥當,就決定1973年起自立。

幸好,台灣衛理公會的領導階層的因應之道為創立一個與美國衛理公會有別的教會,俾更配合中華民國的現況。我注意到這個新的教會,比美國的衛理公會更民主,而且平信徒更有權力。我們宣教士曾有的特權減少了,但有更多是團隊中的一員的感受,我常常覺得被充分的接受和得到很好的照顧,但是在宣教運動時期早年由宣教士主導教會和被尊崇減少了。

進入東吳,教學輔導

我個人的生涯也有了改變,用更多的時間在衛理女中學生輔導的工作。當我完成了博士學位時,東吳大學的校長端木愷博士邀我到東吳任教。

在我初抵台灣時就知道,美國衛理公會早已差派宣教士到當時的東吳法學院服事。我特別記得莫立魯博士夫婦(Dr. and Mrs. Miron Morill)是美國衛理公會差會的代表,擔任東吳大學復校籌建時期的顧問。

其他宣教士也被差到東吳法學院服務,當差會決定興建宣教士在台北的居所時,他們選定東吳建立三個家庭宿舍(即現今東吳大學的「文舍」、「德舍」)。

集東吳教職同仁及董事們多年的努力,加上大陸時期東吳校友的支持,以及紐約市衛理公會金錢的投資,東吳在台灣復校。之後,東吳不斷地成長、提昇,終於合乎政府的要求,晉升為東吳大學,這個好消息,令每位東吳的同仁感到無比的尊榮。

我在東吳社會系任教六年,教《心理學》及《輔導諮商》,當我在那兒時,社會系已發展了碩士班的學程,並在學校建立了輔導中心。

當1984年離開台灣時,我感到台灣就是我的家鄉,自認像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人。雖然人已經離開十八年了,但是這些經歷仍歷歷在目;所有的朋友、學生、同工、良師,我仍然惦記著你們,並且我祈求上帝賜福給你們下一個五十年,直到永永遠遠。

(本文由1964至1984年來台的宣教士魏恩德Jeanette A. Williams編寫,陳啟峰牧師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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